【好人好事】退休護士長義助內地殘障病童16年 組慈善團體資助特殊教育改寫命運

退休精神科護士戴寶君(Shirley)好有愛心，多年來都義務幫助內地的殘障兒童。她致力幫助弱勢社群，因不忍情緒病患者被邊緣化，遂選修精神科。退休後更積極做義工，現在就主力協助內地傷殘兒童及其家庭。「一些被社會忽略及遺棄的一群，是有生存價值，我決心要幫助他們。」

個性開朗、經常面帶笑容的Shirley，做精神科護士確實很適合，因可用笑聲感染病人。但原來她當初選精神科，是另有原因的。「我朋友的妹妹自殺，被送到青山醫院，我便跟她一起探病，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到這醫院，氣氛都頗嚇人，但同時我又覺得這裏的病人很可憐，好像被社會遺棄，當時我就決定做精神科護士。」

醫院病房充滿愛

Shirley一做便十幾年，由青山醫院做到葵涌醫院，從護士仔升至護士長。「坦白講，初入精神科做真的戰戰兢兢，因70年代青山醫院環境較惡劣，幸好我有宗教信仰，每天都祈禱，希望自己能勇敢面對。」

但日子久了，她漸發覺原來病房內充滿愛。「精神科的病人住院時間，通常都較一般科的病人為長，有些病人更由後生住到老，一住便幾十年。他們看著我們一批一批護士仔成長，會當子姪般愛錫，像一個大家庭。有時一些新病人入住，可能會『蝦』護士仔，這些病人會幫我們『出頭』，十分有趣。」

情急生智救回跳樓病人

病房趣事一籮籮，但驚險事也有不少。「有位病人企在窗邊想跳樓，一隻腳已跨出窗外，情況危急，當時我好驚並立即跑過去，但故作鎮定問：『你想死呀？』佢就話：『係，我想跳樓。」

我就說：『我們是否friend先，你日日不揀，揀我當值當日死，是否想害死我！」佢想一想就說：『好！戴姑娘我俾面你，我暫時不死住。』跟住他便返回病床，我真的抹一把汗。我就跟他說萬事有商量，可以慢慢傾，後來他再沒有自殺了。」

Shirley除了在病房工作，還要在最接近前綫的收症室輪班，經常遇到一些「特別」的病人。「有個女病人情緒嚴重失控，不停傷害自己，我們要幾個人按住佢，當時因要替她換上病人衫，我便放開她一隻手，怎知她即時張開口，扯走自己隻牙，立即滿口鮮血，隻手就揸住1隻血淋淋的牙，後來她前後扯出了3隻牙，十分恐怖。」

高峰期曾做7份義工

由於Shirley工作表現理想，由護士晉升護士長，工作量愈來愈大，還同時要照顧3個仔女，開始感到吃力。「在職場上叻過我的人還有很多，我不做仍有其他人可以勝任。但母親角色卻無人能代替，雖然當時我只有三十多歲，但都選擇提早退休。」

縱使Shirley從職場退下來做全職媽媽，仍有着一顆護士助人之心，高峰期曾同時做7份義工，包括在不同機構做電話熱綫義工，利用她過往工作經驗提供情緒輔導。「我覺得全職媽媽可以利用仔女返學的時間做義務工作，幫助有需要的人，同時又不會跟社會脫節，助己又助人。」

成立彩虹工程幫助弱勢社群

Shirley在眾多的義務工作中，近年把大部分時間投放在內地，更於2007年跟兩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「彩虹工程」註冊非牟利機構。「我們服務對象是內地的殘障兒童，包括腦癱及自閉症，以及他們的家庭及老師。這些兒童都是被社會忽略及遺棄，得不到公平的對待。由於不少父母都是農民，教育的水平不高，並不太懂得照顧自己仔女，於是我們便協助兒童在教育及生活上的種種問題。」

「彩虹」成立初期，Shirley主要服務廣西的腦癱小朋友。「當時有些內地有心人以民辦方式興建小型特殊學校，為小朋友提供教育及康復訓練，我會為小朋友及家長提供情緒支援，由於『彩虹』另一位創辦人是香港特殊學校的退休校長，他就分享教育經驗。另一創辦人是牧師，則可提供心靈上的安慰。」

殘障兒童父母受盡歧視

Shirley在內地義務工作了十多年，令她深深感受到殘障兒童家長的沉重壓力。「有一位腦癱小朋友，智力較遲緩、肢體又不靈活，但住在農村的母親都願意千里迢迢（每次來回交通4小時）帶兒子跨區返學，原來她說只有這學校願意收兒子。」

後來，Shirley更發現這對母子受盡家人歧視。「孩子一生下來，屋企的長輩已叫她棄掉兒子，但她不願意，從此兩母子便被家人視作不祥人，連她叔仔娶不到老婆，都算在兩母子的身上，不停的責怪他們，生活很難過。後來媽媽生了一個正常的孩子，家人才慢慢接受她，生活有所改善。」

每次到內地探訪，Shirley都會舉辦親子活動，其中一次活動更令她難忘至今。「大約10年前，我們到一個有機動遊戲的公園，當我們準備玩旋轉木馬時，卻被員工阻止，直指這地方不適合殘障兒童，更着我們離開。當時我很嬲，即時問收費，原來是兩元一個人，最後我自費出雙倍價錢，員工才肯讓我們玩。玩完後大家很開心，有位大約四、五十歲的爸爸更喊起來，他說從沒想過可以跟兒子玩機動遊戲，所以開心到喊出來。」

Shirley更說這位爸爸的7歲兒子，走路時會「拐下拐下」，在學校被同學戲弄，經常推他落地，故兒子不願意返學。幸好最後在「彩虹」的資助下可以轉到特殊學校，令兒子得到適當學習機會。

在內地做義務工作的16年，Shirley自言很開心遇到不少好心人，令工程能順利進行，但期間卻被一些朋友「潑冷水」。「有位朋友勸我應協助一些正常小朋友，因他們長大後可以貢獻社會，這樣才有價值。但我絕對不同意，因人的價值不是以『可以為社會做到幾多』來衡量，而是每個人的存在都已經有價值。曾經有個媽媽很開心話我知十幾歲的腦癱兒子可以自己舀飯，雖然這只是一件小事，但在父母心中已充滿價值了，就是這份『價值』的信念，成為我堅持協助這群小朋友的原動力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