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冠疫情時期,台灣的公園革命值得關注──市民共創的公共空間
- [日本網 nippon.com ]新冠疫情的流行,使得人們的休閒場所漸漸轉變為感染風險較低的戶外公園。日本的鄰國台灣,近年有許多獨特的公園陸續誕生。究竟這些公園具備什麼樣的魅力,能夠吸引大人與小孩?而這樣的公園又為何會誕生?或許可從台灣的案例,來探討疫情期間公共空間所應具備的樣貌。......
新冠疫情的流行,使得人們的休閒場所漸漸轉變為感染風險較低的戶外公園。日本的鄰國台灣,近年有許多獨特的公園陸續誕生。究竟這些公園具備什麼樣的魅力,能夠吸引大人與小孩?而這樣的公園又為何會誕生?或許可從台灣的案例,來探討疫情期間公共空間所應具備的樣貌。
疫情之前,台灣已重新發現公園的價值
新冠疫情的流行導致我們的生活為之一變。日前日本政府公布了「新生活樣式」的榜樣,讓民眾重新體認,以往的日常生活短時間內是回不來了。
「新生活樣式」是依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專家會議所提出的建言,整理而成的日常生活守則,其中一個項目是「休閒活動盡量選擇戶外而非室內」。守則公布後,大家都能自由使用的戶外公共空間──公園,將受到更多的矚目。
實際上,在許多活動被迫自主停辦的期間,有許多民眾為了維持健康或是放鬆身心,都會前往公園。
早在新冠疫情流行前,有個地方便已「重新發現」了公園的價值,那就是日本的鄰國,台灣。2017年台北榮星公園整修完成後,不論年齡或障礙者,所有人都能自由使用的「共融式遊戲場」,以及充分發揮地區文化與特性的「特色公園」陸續誕生。特別是前者,其建設遊戲場時往往廣納民眾意見並反映其中,的的確確是由大家共同建造的,屬於大家的公園。
廣納民眾意見的特色公園
例如位於台北市的花博公園,被視為共融式遊戲場的模範案例,公園建設時收集了輪椅、義肢使用者、弱視者等各種身心障礙人士的意見,於是公園裡便有了坐輪椅也能遊玩的鞦韆、沒有段差的沙灘與洗手台,以及附設點字的導覽板。
另外,中央藝文公園遊戲場在建設之時,也曾邀請小朋友開了7次工作坊。離士林夜市很近的前港公園也將附近居民的意見反映在設計上,並向當地廠商訂製原創遊具,其中的天空樹特別吸睛,天色暗下之後還會發光。
中央藝文公園工作坊舉辦時的情景,具有特殊需求的小孩也參與其中
有一些公園為了反映當地的文化與歷史特色,而特別聘請當地藝術家協助進行設計。
建成公園附近有許多製造汽車零組件的工廠,因此公園內遊具頂端便裝飾著各種工具的造型,人工草皮描繪著齒輪圖案。
朝陽公園位於許多服飾材料店聚集的「鈕釦街」,且鄰近以老牌茶葉批發商著稱的迪化街,因此公園內獅子造型的遊具,眼睛和背部設計為鈕釦,耳朵則是茶葉造型。透過遊具,民眾能夠認識該區域的特色,饒富趣味。
附近有許多工廠聚集的建成公園,其溜滑梯頂端裝飾著工具造型會前來公園休閒的,可不只有小孩子而已。
南港公園在改裝遊戲場時,一併整修了涼亭供民眾在公園內下圍棋或象棋,同時也有慢跑步道與自行車專用道讓民眾運動。
此外,以桃園機場捷運為主題的新北市樂活公園也具備特色,公園裡有許多運動器材供民眾健身、鍛鍊體魄,同樣受到好評。
「我們里也想要有公園」,里長使出妙計
台北市計畫在2021年增設共融式遊戲場至59座,特色公園增設至39座,隔壁的新北市也追隨著這股潮流,以超越台北市的速度陸續建設公園。
台北市的做法大多是將既有公園進行翻修,新北市則有許多新建的公園。以陶瓷聞名的鶯歌區,車站東南方的東鶯里,過去是沒有公園的,有的只有幾十年前就被指定為「公園預定地」的土地,土地所有權分散在2、30名地主手上,要將土地買回需要不少資金。
於是,東鶯里里長(陳陸賀)便決定使用「容積移轉」此一制度。
他首先花費數年向地主說明想要建設公園,拜託地主出售土地。買下土地的不是東鶯里,也不是新北市,而是建商。建商買下土地後轉讓給新北市,藉以取得相應於土地面積的容積率,於是建商便能把該容積率移轉至其在別處建設的大樓或公寓,把樓層蓋得更高。
透過這個手段,新北市便能在不耗費大筆預算的前提下取得公園預定地的所有權,建商也能在別處獲取利潤,而東鶯里則能獲得他們想要的公園。容積移轉這個制度,在台灣也用於歷史建築物的保存。
其實日本也有類似容積移轉的「空中權移轉」制度。東京車站進行丸之內站體復原工事之時,便以將空中權賣給周邊大樓的方式來籌措所需的500億日圓資金,這段往事廣為人知。
於是,2019年3月,東鶯里終於有了第一座公園。由於這個地區在日治時代曾有一座鐘樓,用以警告居民火災發生,公園於是取名「古鐘樓公園」,溜滑梯設計成往昔鐘樓的形狀,另有消防隊主題的遊具。陳里長表示:「想要打造一座有故事的公園。」
里為市區鎮下的行政區劃,里長選舉4年一次。
轉型期間遇到的課題
隨著始於台北市的公園再生運動逐漸擴散至全台各地,一些課題也慢慢地被看見。
據台北市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南港公園管理所股長許耀仁所說,有不少家長面對前所未見的新遊具,感到「太危險了」。
比如可讓多人同時遊玩的旋轉遊具,年紀較長的孩子旋轉速度較快,較小的孩子跟不上,就曾發生過被甩落的意外。至於單人滑索,則有人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使用。我本人第一次看到親子鞦韆時,也不知道要怎麼玩。
許耀仁表示,面對這些意見,他們會製作介紹影片,或是在假日舉辦玩法教學來進行應對。
另外,新遊具的維護與管理也相當費力。將既成品改為客製化、引進高挑戰性的遊具之後,伴隨使用頻率的增加,公家機關便更需要細心地進行維護。
在公園獲得好評,吸引許多人潮前來之後,停車空間與廁所的不足也成了問題。前文提到的古鐘樓公園在開張之後湧入的人潮超出預期,形成周邊車水馬龍的景象,政府才趕緊加蓋停車場。
此外,這些公園雖然標榜能讓所有人參與的「共融」理念,目前仍無法吸引青少年,這也是課題之一。據了解,政府正在考慮加蓋能讓青少年活動身體的設備,如滑板、跑酷場地或攀岩場,但台北市目前尚未實現。
許耀仁說:「我們現在還處於過度期,要把來自外國的『共融』概念本土化,和大家共同創造公園空間。」
與「勇於發聲的民眾」一起創造公園
「共融」這個概念在台灣過去只用在教育場合,被帶進公園是因為2015年,有一群爭取「兒童遊戲權」的民眾站出來發聲。
過去的政府並不是特別重視公園政策,也並不積極聽取民眾的意見。但如今,許多地方政府開始熱心建設公園,並且歡迎民眾一起參與。東鶯里陳里長表示:「(以前)根本沒人管公園,說老實話,還不是因為大家知道有選票,才一窩蜂開始蓋公園。」、「台灣的政府老是被大家罵,總統也是啊(笑)。我們里長也有選舉壓力,所以必須做好工作。」
也就是說,「勇於發聲的民眾」的存在,以及他們的投票行動,確確實實地影響了政府的施政。在新北市議員廖宜琨辦公室擔任主任的劉德彬表示,「勇於發聲的民眾」的存在,是在2013年「白衫軍運動」之後漸漸被看見的。
當年,一名年輕的義務役士官洪仲丘遭到長官霸凌致死,許多年輕人便組織起來抗議,要求查明事件真相,並檢討軍中制度,約25萬群眾身穿白衫,走上街頭,成為當時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。
網路的普及也賦予了群眾力量,「白衫軍運動」透過BBS和臉書串聯,許多贊同運動訴求的民眾相繼參加,形成了一股巨大力量,使政府也不得不接受部分訴求。
隔年2014年,一群反對服貿協議的學生佔領立法院長達24天,這是所謂的「太陽花學運」,立法院議場內的景象透過網路直播向全世界發佈,SNS上也有許多人呼籲串聯。立法院外,許多支持學生的民眾也到場聲援示威,「勇於發聲的民眾」愈發具有存在感。
過去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,人們無法自由表達意見。即使沒有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,現在的台灣人仍普遍認知到──借用劉德彬的說法──「一切都與政治有關」,也正是這樣的認知促使社會運動發生。
2015年訴求「兒童遊戲權」的抗議活動也與這股潮流有關。參與抗議的NPO法人「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」李玉華便表示:「兒童遊戲權是一種人權思想。像公民參與啊、人權這些東西,都跟追求民主的政治有關。文化與公民意識提升之後,共融的概念便會一起成長。」
台灣的民眾與政府合作,攜手創造了公園這個公共空間。台灣的新冠疫情防疫措施在日本也頗受稱讚,追根究柢,支撐著台灣防疫措施的,不正是這樣的民眾與政府嗎?
另一方面,日本受到新冠疫情影響,許多集會無法舉行,人們遂透過SNS的hashtag來進行串聯,以網路示威的方式表達意見,使得「勇於發聲的民眾」增加了不少存在感,這對筆者而言仍記憶猶新。或許新冠疫情的流行,也讓許多日本人深刻感受到「一切都與政治有關」。
台灣的案例教會我們,即使是像公園這樣貼近生活的場所,也不可能與政治無關。筆者衷心希望有朝一日,日本的公園也能成為讓人發自內心感到這是對所有人開放、為所有人而存在的空間。
中村加代子 [作者簡介]
寫手、譯者,生於東京。母親為臺灣人,父親為臺日混血。身兼東京谷中、根津、千駄木的愛書人團體「不忍書街」執行委員,以及在日本推廣臺灣書籍日譯的團體「太台本屋tai-tai books」成員。譯有《遙遠的冰果室》日文版。
資料來源: 日本網 nippon.com
網址: 原文網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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